“三人同行，其二必是‘达古沁’（歌手），其一也是‘胡尔沁’（故事员）。”
——蒙古贞俗谚
在这片被风雕刻、由歌滋养的土地上，每一个音符都曾是生活的回响。当马头琴的低吟穿越沙拉镇的村落，当四胡的旋律在佛寺镇的夜晚响起，一种名为“阜新蒙古剧”的声音，正从蒙古贞人的血脉深处缓缓苏醒。它不是突然诞生的艺术，而是六百年草原记忆的结晶，是一场在农耕与游牧、传统与现代、消亡与重生之间不断角力的文化突围。
从民歌到戏剧，一场静默的革命
1948年，解放军的旗帜插上阜新大地。在胜利的欢腾中，泡子乡私塾先生安瑞超写下一出名为《慰问军属》的小戏。他以蒙古民歌《明月》为曲调，让老农、军属大娘、青年妇女轮番登场，说唱结合，辅以扫地、挑水等生活动作——这看似简单的“表演唱”，却是阜新蒙古剧的第一声啼鸣。
这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一次文化基因的觉醒。
蒙古贞地区自古有“民歌之海”之称。清初，牧民逐水草而居，长调如云般飘荡于天际；随着“借地养民”政策推进，短调民歌应运而生。短调叙事性强，结构紧凑，常由一人分饰多角，自拉自唱。这种“一人一台戏”的传统，正是后来蒙古剧“角色化”表演的雏形。
而真正点燃戏剧火种的，是乌力格尔与好来宝。前者是说、唱、奏于一体的说书艺术，后者则是即兴押韵的快板式吟诵。不仅是娱乐，更是蒙古族历史与道德的传承载体。说唱艺术为阜新蒙古剧提供了最原始的剧本蓝本与音乐骨架。
仅有艺术源流还不够。若没有农耕经济带来的定居生活，没有村庄、院落、集市固定的演出空间，戏剧便无处生根。正是从游牧走向农耕的转型，让“演一出戏”成为可能，人们有了闲暇，有了观众，也有了舞台。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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