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大地，4月春风拂过医巫闾山余脉，也拂过一座座散落在乡野间的农家小院。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有两座书屋悄然走进人们的视野。它们不在县城，不在乡镇文化站，而是藏在村庄深处——一座在排山楼村的山脚下，一座在佛寺村的瑞应寺旁。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退休干部回到父母留下的老宅，用自己的积蓄、自己的藏书、自己的半生心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民间书屋。

这不是行政任务，不是考核指标，不是“农家书屋覆盖工程”的报表数字。这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带着体温的“文化还乡”。

在全民阅读周来临之际，我们走进这两座书屋，也走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一批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告别职场，他们并没有选择安逸的退休生活，而是带着半生积淀，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点亮一盏盏乡野书香之灯。

两个人，一条归乡路

张国梁，退伍军人，在市税务局工作了38年，退休后仍担任市税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告别职场后，他没有留在城里，而是回到新民镇下排山楼村，守着父母留下的老宅，把半生积蓄与收藏，一点点安放在这里。

佟立，退休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家，主编百余种中小学民族语文教材，曾获国家及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2年退休后，他舍了城市的安逸，回到佛寺村，自筹资金修缮旧宅，将毕生两万册藏书悉数搬回，又陆续添至四万余册。

他们的人生轨迹惊人地相似：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都在各自的领域勤恳耕耘了半生，都在告别职场后选择回到故土，都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富——书，带回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

他们不是“老人”，而是刚刚退休、经验与精力俱在的“壮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意味着放下工作、享受生活。而他们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把职业生涯积累的能力、资源与热忱，从职场转向故土，开启人生的“第二篇章”。

排山楼村的山脚下，张国梁的旧院里，农耕文化传承馆的犁铧生着锈，雷锋文化传承馆的藏品静静陈列，增益书院的数万册书把老宅填得温厚充实。

佛寺村的瑞应寺旁，佟立的“禾土农家书屋”里，党建、文史、农技、少儿读物一应俱全，四万余册藏书构成了乡野间一座微型文化宇宙。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张国梁只说：“老物件记着历史，旧时光藏着乡愁，要让后来的人知道根从哪里来。”佟立说：“书屋取名‘禾土’，蒙古语意为‘火镰’，愿这书屋如一把老火镰，擦出知识的星火。”

为什么是“他们”？

——“新乡贤”现象的时代注脚

张国梁和佟立并非孤例。在阜新，在全国，正悄然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退休返乡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共同的身份标签：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教授、退休工程师……他们从乡村走出去，在城市工作生活数十年，积累了知识、见识、藏书和人脉。退休后，他们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出生地，用各自的方式反哺故土。

这并非“发挥余热”的被动选择，而是“再出发”的主动规划。

从时代背景看，中国城市化四十余年，大量乡村精英流向城市。如今，第一批“60后”陆续告别职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思考“我从哪里来”这个终极问题，并付诸行动。与上一代人不同，他们退休时身体尚好、经验丰富、资源充足，完全有能力开启新的事业。

从情感驱动看，他们与故土的情感联结从未断裂。父母留下的老宅、童年记忆中的土地、血脉里的根——这些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牵挂。张国梁守着“父母留下的旧院”，佟立修缮的是“父母旧宅”。老宅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原乡。

从文化自觉看，他们深知乡村振兴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魂”的问题。乡村可以建起崭新的楼房，可以修通宽阔的马路，但如果精神空虚、文化贫瘠，乡村终究留不住人，也安放不下乡愁。张国梁说“让后来人知道根从哪里来”，佟立说“要让乡土文脉在坚守中绵长”——这是一种超越物质的文化远见。

与官方农家书屋相比，民间书屋有其独特价值。官方书屋是行政推动的公共服务阵地，有统一标准、有考核指标、有资金支持。而民间书屋是个人情怀驱动的文化空间，“守”书屋的人就住在那里，这种“人在阵地在”的坚守，恰恰是官方书屋难以复制的。

他们改变了什么？

书屋建起来了，然后呢？

在排山楼村，村民从“闲时打牌”到“闲时读书”，孩子们放学后有了去处，老人翻着文史书籍消磨时光。张国梁走进校园宣讲，走进乡间传道，把一座自家小院，做成了乡土的文化风景。

在佛寺村，养牛户捧着农技书，寻得科学养殖之法，牛崽成活率提高三成；小学教师日日来查资料，打磨优质课堂；店家翻着菜谱，精进服务；老人读文史，孩子看绘本。“忙时耕田地，闲时坐书屋”成了村里的新风尚。

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改变：文娱自娱的多了，闲散闲聊的少了；读书求知的多了，口角纷争的少了；重视家教的多了，邻里隔阂的少了；热心公益的多了，闭门愁闷的少了。

一间书屋，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更是一个村庄的精神气质。

佟立还将非遗传习基地安在书屋，办起非遗培训班，让蒙古象棋、蒙语说书等民族文脉在书香里代代延续。张国梁在院里陈列着石碾、铁犁等老物件，让孩子们触摸农耕记忆。他们做的，不只是“读书”这件事，更是乡土文脉的赓续、文化根系的守护。

他们需要什么？

然而，民间书屋的生存并非没有隐忧。

资金可持续性是第一道坎。张国梁用的是自己的稿费和积蓄，佟立自筹资金。书屋不收费、不经营，全靠个人“往里贴”。一年两年可以，十年二十年呢？他们刚刚退休，尚有精力与收入支撑，但长远来看，需要更可持续的机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为关键。官方农家书屋有财政补贴、有图书更新机制、有考核督导。而作为民间书屋，它们既不是正式的文化场馆，也不是商业机构，“名分”不清，支持上有难度。

传承的难题不容忽视。书屋创办者终有精力不济的一天。这些书屋谁来守？那些藏书、藏品去向何处？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传承机制，民间书屋很可能“人在书屋在，人去书屋空”。

这些问题，不是两位创办者自己能解决的。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需要得到政策的关注，需要探索“民间创办、社会支持、志愿接力”的可持续模式。

有专家建议：将符合条件的民间书屋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给予适当补贴和业务指导；建立“新乡贤”支持机制，鼓励退休人员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探索“志愿接力”模式，让年轻人参与书屋运营，实现代际传承。

此心安处是吾乡

全民阅读周，我们谈论阅读，谈论书香，谈论“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但我们必须看到：全民阅读，不能只盯着城市。乡村的书香，更需要有人去点燃。

张国梁、佟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告别职场后，没有选择安逸，而是选择了“再出发”——用半生积蓄、毕生藏书、一颗赤子之心，在辽西大地上点亮了一盏盏文化之灯。

这不是轰轰烈烈的工程，而是润物无声的坚守。它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最深的根基在文化；文化振兴，最真的力量在人心。

夕阳落下来，排山楼的山影拉得很长。金矿静了，古碑静了，只有那座旧院，书香淡淡，灯火温软。

暮色漫上来，佛寺村归于静谧，唯有禾土农家书屋的灯亮着，暖黄微光透过窗棂，洒在瑞应寺旁的街巷，柔而坚定。

这灯，是知识的温度，是故土的深情，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最好注解。

愿更多“新乡贤”踏上归乡路，愿更多民间书屋在乡土上扎根。

（阜新日报记者　白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