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自有了人类活动以来,就没有停歇过对这片土地的耕耘。人类历经漫长的岁月,大约在一万年左右,由旧石器时代跨入到另一个时代——新石器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一次质的飞跃。正是有了这次飞跃,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多年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证明,阜新除有旧石器时期的洞穴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更是丰富多彩。较典型的有查海遗址、太平沟遗址、胡头沟遗址、东坨子遗址、赶牛道遗址……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得知,阜新地区有新石器文化遗存百余件。这些文化遗存或依山而建、或沿河流分布,星罗棋布地散落于阜新大地,勾勒出阜新远古时代的美丽画卷。
查海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在辽河流域范围内,发掘出大量的较有价值的古代遗址,阜新新石器时代查海遗址正在其中。
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拉开帷幕。五月,阜新地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当考古队员行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时,有一水冲断崖裸露着大量的陶器残片,同时发现较厚的文化层堆积。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所有的队员眼前一亮。后经详细调查、分析,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随即,这一遗址进入了文物普查档案,被命名为“查海遗址”。
查海遗址的发现,立刻引起了国内、省内外考古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进行了首次查海遗址试掘工作。这次试掘为查海遗址正式发掘奠定了基础,为该遗址全面地、深层次地研究打开了良好开端。
1987年,查海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11月4日,辽宁省考古所方殿春同志来到阜新,见面后,急忙拿出了国家文物局的批件,对阜新的考古队员说:“今年批文下的太晚了,可我们还能干上几天。”
查海遗址的正式发掘就这样开始了。自1987至1994年止,查海遗址共发掘七次,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5座,墓葬15座,灰坑和窖穴38座。同时发掘出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等等。
查海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国内外史学界极大关注,可它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依据考古学角度命名呢?
最初,学术界认为,查海遗址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红山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尤其是玉器的发现,可能对后来红山玉文化传承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应属“前红山文化”。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拓展,尤其是距西北100公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现,使史学界对查海遗址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新的思考。因为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无论是在地域上、年代上更为接近。由此,学术界认为应归属一种文化类型,即“查海一兴隆洼文化”。可见,查海文化的确立,如同它的发现、发掘一样,要经过由表及里的研究,更要经历一个复杂、漫长的论证过程。
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是被认定了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它与查海遗址的年代相隔甚远,文化内涵不尽相同,还不能确立为一种文化。经多年的考古研究,这一观点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兴隆洼文化是1983年发现并命名的,它虽与查海遗址属同一区域、同一年代,但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却差异有别,各有特色。
其一,在聚落选址上,“查海人”选择在花岗岩、麻岩构成的基岩山坡建造房屋,借助于基岩的下掘,增强了房屋的稳固性、保暖性。而兴隆洼遗址虽也有类似的地貌和地质环境,但却选择在风沙形成的土山坡地构建房屋,形成村落。
其二,在房屋建筑形式上,“查海人”的房址柱洞分布有序,一般分为内外两圈,居址面积一般为40—60平方米。而兴隆洼遗址的房址柱洞处于无序状态,表现出更大的随意性。柱洞是房屋建筑结构留下的痕迹,说明二者的房屋格局、形态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其三,查海遗址与兴隆洼遗址陶器纹饰的不同。查海遗址的陶器虽然有多种纹饰,但是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他纹饰处于辅助地位,而兴隆洼遗址的陶器是以“划花、交叉线纹、席纹为主”,这些不同纹饰的形成,正是当时人类不同理念,不同审美观念的反映。同时,在两处遗址当中的器物造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多年的发掘及研究,使查海遗址的文化内涵得到史学界的一致认同。同时,对这一文化的分布、延续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针对查海文化的命名问题,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查海遗址发掘领队方殿春研究员、主要发掘者辛岩研究员指出:“鉴于兴隆文化业已命名,但它又囊括不了查海的全部遗存,尤其是查海遗址的房址形制和二期内涵,确实与兴隆洼文化差别甚远,所以我们只将查海二期遗存命名为查海文化。倘若通过工作,能把一期遗存与兴隆洼加以区分,而将查海一期遗存回归查海文化也是科学的。”二位先生既是查海遗址的发掘者,也是多年从事查海文化研究的权威人士,他们以多年的研究成果,客观、科学、准确地概括了查海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命名“查海文化”的必要性,确立了命名“查海文化”的理论根据。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发掘及国内外史学专家的共同努力,以大量的考古资料、研究方法,阐明了查海遗址的文化内涵,最终确定为——查海文化。
炊烟升起的地方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形成了稳定的聚落环境。陶器的制作、原始农耕、氏族组织,这是新石器时代重要标志。阜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百余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查海遗址。关于这处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是这样描述的:
查海遗址【沙拉乡查海村西南2.5公里·新石器时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2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米。1986—1994年,先后七次发掘,揭露面积约78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5座。房址呈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无门道。有些房址筑二层台。多数房址内置二圈柱洞,地面中心设1—2个灶坑。日常生活和生产工具所用的陶器、石器一般放在室内四周。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早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火候较低。晚期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火候略高。造型以深腹筒形罐为主。纹饰有“之”字纹、“人”字纹、几何纹……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束腰石铲、圆形双孔石铲、磨制石斧、琢制石磨盘、石磨棒、砍砸器和细石器。玉器有斧、锛、凿、管珠、匕形器……此外,几乎在每座房址内都出有猪骨。在聚落中心部位清理出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石块堆成的大型龙形堆塑,长19.7米,宽1.8—2米。除室内葬外,在中心部位还有一处墓地,共清理出墓葬15座,均为长方形土坑墓。还清理出祭祀坑、灰坑和窖穴38座。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目前时代较早,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之一。
这段文字,概述了查海遗址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查海遗址的文化内涵,并着重说明了查海遗址中的房屋面积、结构与建造情况,复原了8000年前查海人的生活场景。
查海遗址中的房地面积一般是在30—50平方米,而在聚落的中心位置有一座较大房址,约120平方米。这种房址的布局表现了当时的特殊性。因为小面积的房屋做一般阶层人居住,而较大的房屋可能是特殊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时期的人们,既解决人们吃、住的基本需求,也建筑了相当规模的议事场所。8000年前,查海聚落粗具规模,族群已经形成。
经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的房址当中均无门道,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房子的门并不落地,这是当时房屋建筑的特有现象。《魏书·勿吉传》记载:“筑城穴居,居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可这毕竟是“查海人”很久以后的记载,他们能否一致,是难以考证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房门“开口于上”和“筑城穴居”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这种建筑方式既保暖又可防野兽侵害,这正是查海人建房时聪明之处。
8000年前,以母系为核心的阜新地区形成了若干个群体,这些群体分成若干个果落他们织横于山野之中,往来于部落之间。以查海遗址发据的房址为例,如果每座房址以10人计算,那就是一座近千人的聚落。男女老幼,每天出没于村落之中,劳作于山水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相闻,炊烟袅袅。可以想象,一处几十座房屋建筑村落,场景是何等的壮观。
辽河第一代农人
古史传说,是炎帝、黄帝创造中国历史。今天看来,炎、黄二帝虽有虚构成分,但是,关于他们的传说,确也反映出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律。炎、黄二帝标志着以母系为核心的氏族部落逐渐解体,以父系为核心的英雄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人多是听着上古时期的神话开始了梦想的童年,并伴着“炎黄”文化渐渐长大。然而,中国的历史和传说的一样吗?农耕经济、农业技术是从炎帝开始的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随着文献资料的补充、考古资料的发现将逐一得到破解。
世界上的农业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左右,他的中心大致可分三个:西南亚、中美洲、东亚地区。东亚地区农业起源中心是中国,而中国农业起源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原始的农耕经济均由火耕农业和锄耕农业两部分构成。
火耕农业是农业的初创阶段。所谓的火耕农业就是将树木砍伐,除掉后进行大面积的焚烧,焚烧后的土质松软、肥沃,为耕种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但它是史前时期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精神的体现。
锄耕农业较火耕农业有所改进和提高。人类掌握了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尤其是石锄、石铲在原始农耕生产领域出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原始农业最早的发源地。而那些有穿孔、有肩的铲形器,可捆绑把柄,这种捆绑把柄的复合型生产工具,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生产的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复合型生产工具节省了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将原始的农耕经济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农人”也从此登上农耕历史的舞台。由此推断,中国的“农人”的出现远比“神农氏”炎帝时代早了许多。
然而作为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的查海遗址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穿越时间、空间的隧道,通过科技、考古手段来了解、复原出查海人的农耕时代的场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河流域发掘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史前文化遗存:内蒙古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沈阳的新乐遗址、朝阳的牛河梁遗址、阜新的查海遗址……这些遗址都处在农耕经济的初始阶段,查海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查海遗址位于丘陵地带,海拔297米,坡度较缓、地势开阔,属细沙盆地边缘。环境考古资料表明,距今8000—5000年间,西辽河流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摄氏度。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密,适于农耕。正因为如此,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查海人拉开了原始农业的序幕。
查海遗址处在新石器时期早期阶段,是原始农业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农耕技术生产方式通过大量生产工具得以反映。
石铲:黑色、打制、于肩处先钻孔,再打成双肩呈束腰,长弧刃。器长16.8厘米、刃宽20.1厘米。
石斧:磨制、扁圆体、正锋斜刃。体长10.8厘米、刃宽6.1厘米、厚2.7厘米。
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近方形,周边无修整,使用面呈凹状。盘长30.5厘米、宽26.4厘米、厚7.1厘米。石磨棒通体磨多棱状,中部稍细,长34厘米、直径48厘米。
这些生产、生活用具,为当时的农耕形态研究提供了信息,特别是富于变化的铲形器,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石铲、石斧是较早使用于农耕生产中的实用性工具,它在原始的农耕生产当中可用于松土、刨坑播种,兼有镐的作用。石磨盘、石磨棒是用于研磨各种谷物的。这种工具应该与人类的饮食生活更加密切,对改变人类的饮食结构发挥重要作用。
发掘过程中,查海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窖藏。这种遗迹现象是对查海遗址原始农业的又一佐证。依据考古学角度来看,窖藏是用来贮储剩余食物的。那么,在8000年前的查海人用来储存什么?当然,要有狩猎的动物肉,更重要的是储藏粮食,只有大量地储藏剩余食物,才可能维系古时人类度过漫长的冬季。这说明,中国在“英雄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
8000年前,这座近千人的村落,查海人手握石斧,肩扛石锄,面对杂草丛生的大地,披荆斩棘,春耕秋获。他们历经漫长里程、坎坷岁月,在这片浩瀚无垠的大地上辛勤耕耘。我们无从考证,在他们中间是否有炎帝的存在,但可以肯定,他们是阜新大地最初的拓荒者,是辽河流域当之无愧的第一代农人。 (摘自《阜新史话》)(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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